讲故事的人不能是人体基因组计划的敌人，这是第一位的。而学术观点往往是很难隐藏起来的。
杨锐是接受过新世纪教育的学生，他受到的生物学训练，甚至可以说是建立在人体基因组计划上的。整个21世纪，都可以说是后基因组时代，因此，杨锐于情于理，都是人体基因组计划的支持者，而且是达尔贝科版本的人体基因组计划支持者。
后世已经证明这项计划的有效性，杨锐更没有改变此点的兴趣，从结果来倒推，杨锐也是很佩服达尔贝科的大胆和坚持。
当然，作为诺贝尔奖获得者，只要不讨论核心政治问题，说什么都行。
在与杨锐交流了一些基因测序方面的技术以后，达尔贝科的话锋一转，道：“在完成人体基因组的测序方面，我们目前有两个选择，其中一种，是我们大家各自研究自己感兴趣的基因，最后拼成一个大图，第二种，是我们整体上研究人类基因组，分析整个人类的基因序列，我支持第二种选择，这将是一项非常艰巨而长期的任务，你认为呢？”
在85年，并不是所有人都支持基因全序列的分析的，但杨锐坚定的道：“我也支持第二种。”
“为什么？”
“不仅因为零敲碎打的研究基因效率太低，最主要的是，我认为整个人体基因组计划，是应该有先后顺序的。其中一点，我认为应当是技术先行。优先发展技术，必须将基因组测序和绘制图谱的工具和方法，当做一个更大的项目去进行，更准确的说，如果是我来设计人体基因组计划的话，我要先完成相关的技术开发工作，再去进行真正的人体基因组测序。”杨锐说的缓慢，但语气郑重。
对于一项科研项目来说，这是非常常见，又非常重要的决策选择。
蔡教授意外的看向杨锐，达尔贝科同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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