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统元年准奏：两京各衙门属官、首领官，从本衙门堂上官考察。如有不才及老疾者，吏部验实，具奏定夺。
京察，砺世磨钝之典。考察的只是两京京官，但现在任谁都看得出来，这京察主要是冲着南京来的。
北京不至于，北京京官早就被洗了一遍又一遍。
按例，南京官员的京察由南京吏部、南京都察院会同考察，北京不会插手。
但京察的规矩，历来都是将考察结果呈上去，“以听上裁”——皇帝最终说了算。
现在，南京吏部尚书贾咏底下除了一个左侍郎，剩下就是各司郎中。这次京察，南京吏部负责执行的，正是年轻的嘉靖二年探花郎徐阶。
会同考察的南京都察院，只设有一个右都御史而没有左都御史。此刻，担任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的，却正是之前临时接了孟春应天府尹位置、在这一轮南京一些三品以上高官被调入北京之后补缺的夏言。
此刻，京察先要做前期准备，第一个准备就是开会。
嘉靖五年南京京察工作准备会议在南京吏部衙门官厅召开，与会人员除了南京吏部，还有南京都察院，南京六科，以及：杨廷和。
“依例，我主掌此次京察，黄侍郎为主赞太宰，协助我办好此此事。”贾咏看了一眼黄佐，“黄侍郎，要辛苦了。”
正德十六年的榜眼黄佐在出仕后官运亨通，先是因为广东被张孚敬杀了大半高官而得了个从四品的参议，而后便在广东一干五年，因为新法试行之功升到了正三品。
好在只是南京的吏部右侍郎，不算太耀眼，跟总督山东的张孚敬不能比。
但饶是如此，他与徐阶前脚到了南京吏部，后脚就开始了京察，贾咏知道自己这个主掌最好少插手，这本应负责协助的主赞太宰才是主角。
黄佐连称不敢，表了态会用心，就静静坐在那。
五年的时间，他在广东也积累了不少经验，深知此事虽由自己出面，实则为陛下在这里掌握大局的，是此刻仅列席旁听，垂眼低眉仿佛睡着了一般的杨廷和。
贾咏也先看向了杨廷和，心中不无一点幽怨。
他以前的职位，是北京国子监祭酒。从四品的官品虽不高，但国子监祭酒的官职意义很不同。
正德十六年的殿试，他是阅卷官之一。
内阁定额六员后，当时廷推，杨廷和一力推举他这个从四品的人为陪，简直骇人听闻——岂有没当做尚书就直接入阁的？
但当时居然还真被推选为陪跑之人的，和张子麟一起陪跑。那次入阁的，是石珤、孙交。
此后在“新党”、“旧党”嘉靖元年的“朝争”过程中，贾咏直接先当了北京礼部右侍郎，而后又在嘉靖三年南京出现问题后被杨廷和继续推举来到了南京担任吏部尚书。
他是杨廷和的人。
这几年，杨廷和任首辅、主持新法，贾咏确实升得很快，但却没想到杨廷和送自己一路青云是要来主持这么一个烫手的事。
京察啊！
“……历来京察，先有科道察前建言，吏部堂上官覆议，考功司要做访单密托科道官共为咨访、要请各衙堂上官为属官撰写考语，还要各衙门四品以上官员拟写自陈疏。如此诸事办妥，才奏请陛下定下日子，部院堂上官开衙堂审。”
贾咏复述了一下以前的规矩，然后就对夏言和六科都给事说道：“都察院、六科，仍旧依例先建言吧。”
从贾咏话里说的内容就看得出来，这京察前期的工作只是铺垫，最终会落到“堂审”这个环节。
用了审字，已经看得出来最后一个环节几乎就是处理人的，虽然表面上是所有五品及以下都得过一次堂。
在那之前，所谓科道察前建言，无非就是拉名单。
吏部对科道官建言的“名单”，再按规矩制作好访单，委托科道官去查访；同时结合南京各衙门堂上官对属官的评语，根据考察八目评出四等结果。
八目，曰贪，曰酷，曰浮躁，曰不及，曰老，曰病，曰罢，曰不谨。
四等，年老、有疾者，致仕；罢软无为、素行不谨者，冠带闲住；贪酷，并在逃者为民；才力不及者，斟酌对品改调。
堂审，就是给个辩驳的机会。五品及以下的考察结果，在部院京察这个环节就会决定。
四品及以上，按规矩是在堂审后开始写自陈疏，由皇帝决定去留。他们不用被堂审，这是朱袍人的体面和特权。
历来京察，大多都掺杂了清洗的元素。
因此，京察也历来都被官员所抗拒。一开始十年一考，弘治年间定下六年一考都不能严格遵守。
这六年一考成为正察。正察不遵守，借什么灾变之名临时京察、实则清除异己的闰察则不定期会出现。
眼下不是闰察，皇帝继位已经进入第六个年头了，确实名正言顺。
但众人忘不了，新法当中，还有考功法呢！既然有了考功法，还有这个京察的必要吗？
南京六科都给事都沉默不语：南京官员大多都是在这里养老的，他们也谈不上多例外。
养老人何必为难养老人？
要知道科道官的品级都比较低，他们也在被考察之列。
夏言则开了口：“久未京察，建言咨访历来也一同进行，那便各司其职吧。科道官尽快拟疏，奏评南京诸官优劣，考功司也尽快把访单做好，择日再合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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