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察和辅警都穿制服太显眼，邹光没有制服，想来想去他觉得还是冒充便衣最方便，不用换衣服，节约成本。哎！这年头干点啥都得讲成本。
但是冒充便衣他又怕被抓到重判，在监狱服刑那会儿，就有一个狱友是因为冒充警察诈骗被抓的，判的可重了。最后他决定冒充帮助民警办案的工作人员，要求路人协助办案，而且目标定为未成年人，未成年人比较单纯，容易获得信任。
作案手段有了，目标人群也有了，怎么变现？他观察了很久，未成年人身上一般带的钱不多，但是大多有手机，而且都是不错的手机，他便将目标盯在了手机上。
电子市场收二手手机的摊位有的是，没有发票的手机会比有发票的手机便宜很多，因为大家都知道这种手机来路不明，所以正大光明的压价。
此后，邹光在各个区学校附近转悠，专门搭讪未成年人，以其涉及刑事案件需要辨认犯罪嫌疑人等为由，收缴对方手机进行查验。拿到手机后，他会借口车停的比较远需要去开车或者编造其他理由，让被害人在原地等待，不要乱走。而后，他逃离现场，去二手电子市场销赃，所得赃款全部被他挥霍殆尽。
开始时他还胆战心惊的，但是后来他发现只要说对方涉及刑事案件，对面不管是男孩还是女孩立刻老实，乖乖的配合交出手机。他也越做胆子越大，在市内的各个区乱窜。
未成年人缺乏社会经验，容易上当，但是家长可不是好糊弄的，接到多个家长报案后，邹光的行为也引起了公安部门的注意。就在他春风得意马蹄疾之时，公安部门根据学生家长的报案信息，展开了大排查。
一边部署警力在学校周边撒网，一边派人走访市内二手手机最大的集散地--电子市场。
在电子市场跟邹光交易的摊位有好几个，其中一个是他在狱中认识的狱友姓章，警察在摸排过程中，将有前科的章狱友定成了重点摸排对象，正巧那一日章狱友收了几部无票手机，被警察抓了现行。
章狱友本来做的买卖就不黑不白，这下可好拔出萝卜带出泥，为了减轻处罚，他将邹光的事抖了出来，警察让他配合抓捕邹光，如果成功可以建议检察员对他不起诉。
章狱友一听头点的跟小鸡啄米似得，他可不想二进宫，正所谓死道友不死贫道，于是他一个电话把邹光叫了出来，就这样邹光再次被捕。
“你一共弄了几部手机？”方轶问道。
“五部，就五部，一部诺基亚老款，价值一千多，一部联想手机价值几百元，还有三部是三星手机，每部价值一千至三千不等。姓章的压价压的厉害，一共才给我三千五百元。”邹光道。
“你跟公安机关和检察院说的也是五部手机？”方轶看着他的眼睛问道。
“是，一共就五部，真的。”邹光眼珠滴溜溜乱转，不敢看方轶。
方轶知道他肯定没说实话，但是公安和检察院都没往下挖自己又何必呢。
其实方轶猜的还真对，邹光在市内流窜作案二个多月，怎么可能就弄了五部手机（章狱友也没跟警察说实话），只不过很多家长没报案而已，就这五部手机还有一部是邹光被警察诈出来的呢。
说起来邹光也是倒霉，之前报案那三位家长都是普通民众，警察登记后都做普通盗窃案处理了，第四位报案的家长身份有些特殊，立刻引起了公安部门的重视，于是一顿操作后很快便有了结果。
从看守所回来，中午吃饭后方轶稍事休息直奔检察院进行调卷，并与负责该案的检察员沟通了案情。
次日下午邹光的父亲邹达良再次走进了律所的会议室。
“方律师，我儿子的案子怎么样？您觉得是盗窃罪，还是诈骗罪？”邹达良抻着脖子，双眼盯着方轶问道。
在他看来，诈骗罪好像要比盗窃罪重，之前邹光参与盗窃被判了一年，所以他对盗窃罪有些了解。
“我认为邹光构成诈骗罪，不是盗窃罪。我与检察院的意见一致。”方轶道。
“为啥？”邹达良追问道。
“嗯……这里面涉及一些理论问题，我尽量用大白话给您解释哈。
从诈骗罪与盗窃罪的区分来看，理论界和司法实践中的主流观点认为：两个罪名的区别在于被害人是否基于认识错误而处分自己的财产。
说的直白点，诈骗罪是以一定的欺诈手段对被害人进行洗脑，被害人受骗后自愿将财物交给骗子，即诈骗罪是被害人自愿将财物交给行为人占有、支配的犯罪；盗窃罪则是违反被害人意志，窃取财物的犯罪。
我个人认为，诈骗罪主要以欺骗的手段骗取财物，重点在骗上；盗窃罪通常以秘密手段窃取财物，重点在窃取上。
我给您打个比方，比如您在大街上遇到有人求助借用您手机打电话，您会怎么办？”方轶问道。
“打个电话花不了几个钱，用呗。”邹达良道。
“您会不会盯着他，会不会担心他把您手机拿走？”方轶追问道。
“嗯……肯定会。我又不认识他。”邹达良犹豫了下道。
“这就对啦，因为你们之间缺乏信任。
所以在正常的借用手机过程中，如果手机的出借方与借用方之间不存在信任关系，出借方出借手机后肯定会在一旁密切关注着手机的使用情况，以便及时收回手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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