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现代华夏的批评家来说，扮演女性角色，即便不是梅兰艺术的全部，也是他艺术的核心，同时也是梅兰艺术最具争议性的地方。
梅兰被崇拜者和支持者誉为伶界大王，是因为他塑造女性角色的高超艺术；
而他被诋毁者中伤，也是因为诋毁者要么认为他的女性角色塑造得太好了，要么认为他根本塑造不好女性角色。
他因为是第一位冒险去国外展示、传播中华民族戏剧和文化的着名演员而获得了赞许。
但也是因为同样的原因，有人攻击他不仅没有给中华民族带来荣耀，反而还带来了耻辱，他将华夏投射成了一个社会与文化上的弱国，一个带有柔弱女性气质的民族。
虽然有关男扮女装的争议在华夏国内看似具有社会和文化意义上的合理性与必然性，但它对于丑国人接受梅兰的男扮女装艺术几乎没有产生什么影响。
不过，对于梅兰及其同侪来说，这还是造成了巨大的思想负担。
他们非常在意丑国观众和批评家会对梅兰的表演做出怎样的反应，又将如何看待华夏戏剧艺术。
为了让丑国观众理解和欣赏梅兰的乾旦艺术，先发制人地避免负面反应的发生。
黎耀阳在梅先生访美前，准备了一系列的英文资料里，加入了一篇介绍，向丑国观众介绍梅兰的艺术是华夏戏剧史悠久传统的合理延续与完善。
女主持人，每晚都会在梅兰的节目开始之前向观众强调，梅兰不同于西方舞台上的男扮女装者。
他不是在假扮女人，而是力图呈现出“想象中的理想女性形象”或象征了“东方永恒的女性理想”。
梅兰自己也在纽约的一次采访中强调他的艺术作为某种公认传统的有机组成部分，具有历史合理性和必要性。
因为这一文化传统直到1911年那场胜利之前，都不准女人登台：
华夏广大的戏剧观众已经非常习惯于观看由男性扮演的女性角色，以至于女演员在扮演女性角色时，如果不按照男演员的传统风格表演的话，她就会被认为是不像真的。
在首演和随后的演出中，丑国评论家几乎是众口一词地称赞了梅兰的男扮女装艺术，纷纷惊叹于梅兰将自己转变成女性角色的高超能力。
其中一位批评家的说法就颇具代表性：
“他对女性角色的吸收融入是如此彻底全面，以至于人们很难相信他本人居然是一位男士。”
与此同时，由于将梅兰视作这个时代最伟大的演员之一，也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演员之一，并且认为他的乾旦艺术代表着华夏戏剧的最高成就，批评家们反对将梅兰的乾旦艺术误解为一种单纯的男扮女装行为。
一位评论家称，梅兰“打破了西方人对于男扮女装的偏见”。
这些批评家坚称，梅兰的艺术象征，浓缩或体现了“女性特质的精髓”、“女性的升华，比女人还女人”、“永恒的中国女性观念”、“永恒的东方女性理想”、“永恒的女性”、“女性角色的普遍元素”和“具有普遍的女性气质”。
就连一位重要宗教哲学杂志的作者，也不顾西方宗教反对易装癖的传统偏见，宣称梅兰是他在舞台上见过的“最美的存在”。
他认为这位华夏演员“体现了‘永恒女性’的方方面面，即那些最具魅力、最变幻莫测、最纤弱精致也最所向披靡的特质”。
他甚至因此发出了“今天的女人都怎么了”的困惑追问。
加入对梅兰齐声赞美的还有像保罗·克劳德尔和玛莎·葛兰姆这样早已成就斐然的人物。
克劳德尔在跟朋友讨论现代戏剧和音乐时，提到过他在纽约观看梅兰芳表演的经历:
梅兰只扮演女人或女孩的角色，但他以一种轻快的优雅来扮演她们，就像一面特别棒的镜子。
他既不是男人也不是女人，他就是个精灵。
由于他的身段具有令人愉悦的流畅性，所有的情绪和情感与其说是表达出来的，还不如说是被他转换成了音乐进而流淌出来的。
在一次与肯尼思·泰南的谈话中，曾是圣丹尼斯学生的玛莎·葛兰姆回忆说：
“我一直对东方戏剧着迷……梅兰来美国的时候，我去看了。
他是当时华夏最伟大的演员，总是扮演女性角色。
他是那么不同寻常，既是一个完整的男人，又是一个十足的女人。”
特别值得一提的还有作家兼报纸专栏作家卡尔基钦的评价。
基钦将梅兰芳与朱利安埃尔丁格、卡罗尔诺曼等此时丑国的男扮女装演员进行了比较。
基钦认为绝大多数丑国男扮女装的演员“只是个怪胎，很少有才华”。
而梅兰与之完全不同并且还合情合理，因为胡夏有着历史悠久的乾旦传统，台下的梅兰芳是一位对家庭有奉献精神的、有家室儿女的男人。
最重要的是，梅兰高超的艺术技巧使得人们在观看他的表演时已然“忘记了性别的视角”。
着名的美国艺术史学家海厄特梅尔同样也对梅兰“消除了写实细节的”“超然”艺术印象深刻。
梅尔一度在接受采访的时候指出：
“梅兰的表演既不像歌舞杂耍表演里男扮女装者那样古怪反常，也不会像写乐描画的霓虹女形那样怪怪地苍白傻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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