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外域和宗门的问题是外辱，是慢症，需要徐徐图之。
那么番邦之祸就是内贼，更是急症。如果不妥善处置，必定会爆发大的灾祸。
所以乾帝盘才冒着天下藩王造反的风险，朝中诸公的非议，甚至是青史上留下恶名，一力推行削藩之策。
众多儒生虽然理解乾帝盘的苦衷，但并不代表支持。
否则朝堂之上也不会有那么大臣反对，其中固然有被藩王收买，但是更多的则认为此法会激起藩王的反抗，从而会引发刀兵。
对朝廷，对百姓，都是没有好处的。
藩王之祸，应当以温煮之法，徐徐图之。
但乾帝盘何尝不知此法最是恰当不过，只需要几代经营，就能让藩王势力土崩瓦解，但是太子生性柔弱，而且耳根极软，根本不足担此重任。
乾帝盘一力推行削藩，也是无奈之举。
安乐先生跪坐在书桌前，思虑在三，将所有的情况都在心中推演一遍，最后化为幽幽的一叹。
他虽然理解乾帝盘的苦衷，但他还是认为，贸然削藩，对大乾，对百姓都不是一件幸事。
乾帝盘如果想要解决眼前的困境，应当效仿上古，以“尊尊亲亲”之法进行分而化之。
尊尊亲亲的本质就是“宗法制”。
宗法制度是由氏族社会父系家长制演变而来的，是王族贵族按血缘关系分配国家权力，以便建立世袭统治的一种制度。其特点是宗族组织和国家组织合二为一，宗法等级和政治等级完全一致。
这种制度确立于夏朝，发展于商朝，完备于周朝，影响于后来的各封建王朝。按照周代的宗法制度，宗族中分为大宗和小宗。周王自称天子，称为天下的大宗。天子的除嫡长子以外的其他儿子被封为诸侯。诸侯对天子而言是小宗，但在他的封国内却是大宗。诸侯的其它儿子被分封为卿大夫。卿大夫对诸侯而言是小宗，但在他的采邑内却是大宗。从卿大夫到士也是如此。因此贵族的嫡长子总是不同等级的大宗（宗子）。大宗不仅享有对宗族成员的统治权，而且享有政治上的特权。后来，各王朝的统治者对宗法制度加以改造，逐渐建立了由政权、族权、神权、夫权组成的封建宗法制。
安乐先生有这样的想法，一点也不奇怪。
儒家向来是“厚古薄今”。
上古周王朝，在他们看来是最理想的政治形态。
当然他也不是全盘继承“大宗之法”，毕竟现在当今天下，藩王强大，已经形成尾大不掉之势。
中央权威慢慢的丧失。
虽然没有出现“以下克上”，“弑君三十六”这样的惨事，但这也是“周礼之敝”。
安乐先生想要恢复周礼，并非简单的恢复周代的尊尊原则。而是要损周文，加强一直被尊尊压制亲亲原则。
立足于血缘，进而扩展到政治领域。
那就是保留有血缘关系的宗亲藩国，削“异姓王”的藩国。
拉一批，打一批！
深得后世斗争的精华。
虽然不能完全消弭藩国之祸，但也是万金良言。朝廷中央力量和宗亲藩王的力量联合在一起，共同征讨异姓藩王。
必定不会形成大的动荡。
想到这里，安乐先生的眼睛陡然亮了起来，笔锋在白纸上滑过，留下一个个繁花锦绣的文字。
“昔周文王和姜尚论政。”
“姜尚问文王，当如何治理鲁国。”
“文王曰：尊尊亲亲！”
“姜尚曰：鲁国从此弱矣。”
“文王问：公如何治理齐国？”
“姜尚曰：尊贤尚功！”
“文王曰：齐国后世必有截杀之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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