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平安离开四九城已经过去了六天了。
此时，距离进入六一年还有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最严酷的时刻，不知不觉间已经走进了人们的生活当中。
四九城的轧钢厂里，饱受饥饿困顿的工人师傅们见面就聊吃，聊各种解饿之道，什么多喝水，什么少拉屎，什么用皮带勒紧腰，把胃给勒小，并交流着哪个饭馆的粥比较稠，哪个饭馆的面条给得多，哪个饭馆的烧饼个儿大……
尽管在四九城大街上你看不见成群的乞丐，也没有一具倒毙街头的饿殍，表面上远没有苏国十月革命后那段饥饿岁月恐怖，社会秩序好得出奇，但每一个四九城市民都在挨饿。
为多吃一口饭，为少交二两粮票，为搞一点高价的糖块，人们可以绞尽脑汁、机关算尽。
商店里卖食物的柜台空空如洗，往日无人问津的糠萝卜，沾着好些泥巴的干藕也全都消失了。
堆积如山的大白菜，不光是定量供应，多烂的菜帮子都有人抢着捡。
每人凭本一个月能买二两白糖。盐、肥皂、芝麻酱、粉丝……也全部凭购货本限量供应。
晚上五六点钟，西单大街上就冷冷清清，行人寥寥无几。饿着肚子，谁有精神逛街？
为贯彻市委劳逸结合的指示，学校的体育课、生产劳动课全部停上，老师什么作业也不留，并取消一切课外文体活动。每天下午只上一节课，班会也极少开，让学生们早早地回家。
每个人都被饿得眼冒金星，粮票就等于是生命票，人人都小心翼翼地保存着。
到哪儿吃饭都要交粮票成为全国各省市通行的规矩，没粮票寸步难行。无论亲戚朋友之间多亲密，在粮票面前也公事公办，吃多少给多少。
也许，只有挨过饿的人才知道小小粮票的价值，丢一斤粮票可比丢十块钱还可怕！
真的，在大街上若是乞讨钱，还能要到两分五分的；若是乞讨粮票，却不会有人给你一两！因为，这等于是从自己饥肠辘辘的肚子里掏吃的啊！
领粮票时，人们得一斤一两地数，两两计较，比到银行取钱还在意，不敢马虎。当时豆芽、豆浆、豆腐、豆制品都极少见，即使有，也要粮票。
在小饭馆里，常看见有穿得很破很脏、蓬头垢面的人，专门舔人家吃完了的盘子或碗。尽管人们吃得都很干净，也总会剩下一粒米、一口汤或是一点儿剩菜汁。待这人刚离开座位，舔盘子的就扑过去，拿起碗，用舌头一下一下地舔干净，还把桌子上撒的饭渣，从人嘴里吐出来的嚼不动的肉皮，全都捡起来吃掉了。
这种场面让人心里很难受，饥饿把人饿成了跟狗一样。
报纸上广泛宣传吃代用食品，鼓励人们繁殖小球藻，说小球藻可以做成人造黄豆、人造肉、人造蛋白，营养比真黄豆、真猪肉、真蛋白还高……而养小球藻只要水和阳光，非常经济合算。一时间被宣传得沸沸扬扬的，那水沟里绿绿的、毛茸茸的、脏兮兮的污物顿时成了宝贝。
人们对小球藻也充满了希望，以为能很快结束这挨饿日子。可最后却不了了之－－市面上根本见不到人造肉，小球藻的养殖只停留在实验室里，从没有大规模工业生产，更没有普及到千家万户。
为了解决吃的问题，人们挖空心思。捋榆叶、挖野菜、捞水草、抓麻雀、养兔子(因兔子繁殖快，还只吃草)。据说一只兔子可以换一辆自行车。
不少国家机关还组织人去nmg打黄羊，但黄羊数量有限，黄羊肉分到每人头上，只够吃一两顿。
更多的人对付饥饿的招儿，就是把皮带勒到最紧的一扣儿，把胃的体积勒小。喝完粥后，也像饭馆舔盘子的人一样，把碗舔得熘光。洗碗时，再用水涮涮，将碗里剩的微量粥末溶解进凉水里，再全部喝掉，不让一点点碳水化合物流失。
浮肿的人越来越多，都是大量喝水，用水湖弄胃所致。
父母和孩子之间也被粮票划出了深深界限。
虽然轧钢厂食堂因为有周平安临走之前补充的粗粮顶着，还没有出现断顿的情况，但是，面对工人们买了不吃也要带回给家人的状况，食堂也不敢放开量供应。
毕竟，谁也不知道这样的日子还要持续多久，而且粮食数量也是有数的，可工人的家属、亲戚朋友们的数量是没数的。
因为饥饿，轧钢厂的干部员工们也越发想念周平安在的日子，同时，对以前偷摸用自家厂子的副食品‘援助’其他单位的聂厂和李副也越发憎恨起来。
现在厂里的干部职工们已经不单单的在背后问候他们父母了，一些家庭负担比较重的工友们，甚至组队跑到他们面前或者办公室门前，对聂厂和李副发起辱骂。
虽然有保卫处的保卫员们在维持秩序，两人的人身安全暂时还没有出现什么危险，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些人看向他俩的眼神儿越来越暴戾。
终于，承受不住压力的聂厂和李副，在周平安离开四九城的第六天，向厂委会请了个长假。
得知轧钢厂出现的情况后，光芒农场的李海亮和二农场的赵德柱想起了周平安在送他两上任的时候，嘱咐过他们的话。“在轧钢厂最需要的时候，再伸出援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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