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世有人提到五六岁的小司马光被父亲教育的事情小司马光玩核桃，他姐姐想替他把皮儿剥掉，没能扒下来。他姐走后他家婢女用开水将核桃皮烫掉。他姐姐回来问是谁剥掉的司马光却说是自己剥的。然而司马光没有想到的是，父亲司马池瞧见了刚才那一幕。严声呵责司马光小小年纪怎得撒谎！这个事情给司马光带来了不小的影响。
为此此后几十年里，司马光诚恳如一皆源于此，成年后的司马光卖马，虽然马看上去色泽很好也很高大，但实际上生过肺病，司马光坚持让仆人如实告诉买家，不得隐瞒。
这说明家庭环境的影响对于一个人的成长十分重要，孩子的世界观没有对错，如果无法及时纠正那日后带来的隐患无可估量，司马光所受的教育也绝非仅仅是有记载的这几件更为深刻的影响他一生成长的是司马家所受到的儒家文化熏陶。
这就像是司马光的家训《训俭示康》，当时司马光娶了尚书张存之女，育有一子司马康。
司马光见当时宋朝天下间奢靡之风四起，于是特意写了一篇家训专门告诫儿子要“以俭立名”，司马光拿自己中进士戴花说起，到当朝李文靖，张文节，再到先贤正考父、孟子等阐明了俭的重要性，侈的毁灭性。
这篇文字的一千多字敦敦教诲，既是司马家对子孙教育的重视程度，也更加深刻地体现出司马光“克己”的程度，也正是因为这样的儒家思想，才能有士大夫们“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的领悟，并且向后影响了一千多年。
公元1038年，快二十岁的司马光高中进士，比王安石大一届。
刚刚进入朝堂，司马光去陕西他父亲旁边的县城当判官，所以经常去隔壁县看父母，第二年司马池调去了杭州，司马光就请调去了苏州。
同年，司马光的母亲去世，司马光开始了三年丁母忧，两年后司马池去世，司马光扶灵回到了夏县，为父丁忧。
于是司马光的青年时光，从二十岁到二十六岁，他本应在官场历练，却因为痛苦地经历了双亲相继去世，所以等到他服丧期满回到朝堂的时候，党项人李元昊建立的西夏国已经成为宋朝不可小觑一股力量。
于是从地方到中央再到地方，回到朝堂的司马光先是被派去了地方做判官、监主簿，任职两年，后被庞籍推荐回京做大理评事。
庞籍是司马光父亲司马池生前好友，在司马池死后很注重培养司马光，在庞籍做枢密副使时贝州王则发起农民起义，司马光就给庞籍写了一封《上庞枢密论贝州事宜书》，“论以胁从之人，有能捕斩首恶，若唱先出降者，待以不次之赏。”
因此二十八九岁的司马光有一腔政治热情，后来庞籍把司马光派去做馆阁校勘，从这里开始司马光开始以官方的角度接触古籍文献，后来做了史官。
一直等到后来庞籍被罢相贬去了山东做知州，司马光就随之去做了典学，次年庞籍去了并州，司马光也就改任并州通判。
在这期间，发生了一件令司马光无法释怀的事情，宋和西夏边界不安宁，但中央又不想出兵干戈，司马光在巡视边境时听信了贡生的建议，给庞籍出主意，建议修筑堡垒，拒绝互市。
这边庞籍还在犹豫，毕竟边境事情比较敏感，还未下指令，边将郭恩就出兵攻打西夏，结果惨败，事后庞籍护了司马光自己被贬，司马光被调回中央。
回京的司马光几次上奏仁宗请求承担责任，但庞籍一人揽过了所有罪责，这里足见庞籍是把司马光当儿子一样看待，不仅为官时处处提携，获罪时也不忘撇干净司马光。
所以庞吉这个人，他于司马光而言时既是师又是父。
但不得不说，司马光朝中的这十几年被庞籍保护得太好了，在他羽翼下成长起来的司马光，失去了本应属于他刀枪剑戟般的官场历练，于司马光的一生而言，也说不出这究竟是好事还是坏事。
而司马光在庞籍死后，尽心孝敬他的妻子，如同对待母亲一般，也是庞即当年对他如此恩遇所致。
到后来快四十岁的司马光在开封府做推官，做了两年后，改做起居舍人，专门记录皇帝言行，君臣进对，也做知谏院的谏官，因为仁宗没有儿子，总也不立储，司马光身处舆论中心处，自然也要承担起谏官的职责，多次上书提醒皇帝子嗣的事情，说的次数多了仁宗也很烦，就把司马光派去了中书省。
所以司马光是一位艰苦朴素的人，做起居注的时候看见宫廷之风很奢靡，就上扎子希望皇帝能别搞这些宴会浪费财富。
因为先去地方历练，所以司马光深知地方疾苦，公元1062年司马光写了五千字的论文《论财利疏》给皇帝指出百姓艰难，“农者不过二三，而浮食者常七八”，并提出一些惠民建议：要选理财能臣；要减轻农民赋税徭役；要反对挥霍，提倡节俭，不过这比王安石名震天下的万言书——《上仁宗皇帝言事书》晚了四年。
这里直至宋仁宗驾崩后英宗即位，在到四年以后更后年轻的神宗坐上皇帝宝座，希望大刀阔斧地创造一番新天地。
因为宋神宗执政理想和王安石不谋而合，所以王安石的万言书虽没没有被仁宗看重，却被神宗封为瑰宝，于是王安石开启了他的“熙宁变法”。
而司马光和王安石虽为嘉佑四友，但早在包拯手下做判官时候他们俩就显出了不同的性格，两扎不同的给皇帝的信更加看出二位的价值观差异。于司马光而言，钱是省出来，。而于王安石而言，钱是赚出来的。
司马光认为想要国富不能坑百姓，王安石的变法恰恰会损害百姓的利益，是在“夺民利”，尤其是青苗法。司马光曾写书给王安石告诉他变法的诸多弊端。王安石则回道：“士大夫多以不恤国事，同俗自媚于众为善。”士大夫们因循守旧，只求表面一团和和气气，他王安石无法做到，改革势在必行。
于是后来司马光同王安石同神宗据理力争无效后，只能是自请离职。
在这里，对于司马光而言，不得不说是遗憾的。
但是换句话来说，也正是因为王安石变法给沉闷宋王朝确实带来了一定的财富积蓄，于是神宗想要的开疆拓土虽没有达到，后来的宋军战西夏依旧失败了，而三年后神宗也抑郁而逝。
但也正是因为王安石留下的这笔财富，才给后来的司马光执政带来了诸多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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