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竟这种诉诸良知善心的纠纷化解思路，无不渗透着司法官个人对司法艺术的强烈向往和自觉追求。
不说禁绝争端原是一切社会维持秩序的最低限度，也是一切行为规范所同具的目的。
至少在人与人之间和睦相处间，安宁无争一直都是历代统治者所倾心追求的理想社会状态，至于无讼不过是这种“和合”理念在司法上具体反映。
为了能够接近心目中的和谐社会，宋人将中国传统“和合”文化运用到了极致，因此在宋代社会中并不是没有纠纷，也不是所有的纠纷都得到了合法的解决，而是这些宋朝官员们会努力将纠纷化解在萌芽之中，以进行调解息诉。
毕竟在宋朝时期，“讼清狱空”是宋代考察官吏政绩的重要标准之一，并设有诸多优厚赏赐和激励措施。
因此，宋朝诸多基层官员都十分重视调解的作用，因为这既能减少邻里纠纷缓解社会矛盾，又能实现讼清。
于是这一制度性措施，亦成为基层司法官善用调解的重要动力。
到了后来的南宋时期，调解之风更为盛行，在调解主体上，不仅有官方调解、也有民间调解，后者由乡邻亲友中德高望重之人主持。
在调解的方式上，主要是从“义”和“利”的关系角度劝人息讼，将“明理”放在首要位置，“辨法”倒是其次，以实现无讼宣教。
所在尽管在宋朝时期，诸葛大宋毒区通过“理”将三纲五常上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但在具体司法实践中，处理这些事情却并未完全脱离法律而走向纯粹道德世界。
这些审判官员们，往往会一个个根据实际情况或依法而断、或变通适用、或依情而断，总之都解决得合理合法合情，充分彰显了司法艺术“和合”之美。
这亦如后世着名学者张晋藩所言那般：“法合人情则兴，法逆人情则竭。情入于法，使法与伦理结合，易于被人接受；法顺人情，冲淡了法的僵硬与冷酷的外表，更易于推行。法与情两全，使亲情义务与法律义务统一，是良吏追求的目标。”
在这一点，尤值得当今法官学习，在判词中，应充分释法明理，融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发挥判决的教育和引导意义，在调解中更应注重情、理、法的衡平，确实解开双方当事人心结，有效化解矛盾，真正实现案结事了。
王宽对此颇有认识！
这其中再者还有另外一方面，也就是宋代统治者总结五代十国以来骄兵悍将滥杀无辜的惨痛教训，所以为了让国运长久而特意高度重视政刑建设，惩前朝司法之弊，改革司法体制，重视民命，审慎用刑，形成了独有的司法审判制度。
所以宋代的法审判制度非常严密，审判程序的每一个环节都为犯罪嫌疑人留有申诉喊冤的机会，也正是由于宋代独有司法审判制度，这也使得将近千年前的宋代冤错案件产生得以显着减少。
而此制为宋代独有的司法审判制度之一。
本意从一开始就不是为了“分权制衡、鞫谳分司”，从制度设计目的出发，就是要保证司法公平。
关于这个司法条陈，其原话为“上下相维，内外相制”“狱司推鞫，法司检断，各有司存，所以防奸”。
所以宋代司法从侦查犯罪、逮捕犯人之始，到调查事实，再至检法议罪，直到州县长官签字宣读判决书，都有一套完整的分权制衡制度。
至于这其中的侦与审，则是理论上不得由同一机构所为而，审与判也不得被同一职责人员统揽，即侦、审、判分司行权。“鞫之与谳者各司其局，初不相关，是非可否，可以相济，无偏听独任之失。”在嫌犯招供之前、调查案情之始，将初审之官与检法议刑之官分开，即审理案件的人不能检法断刑，检法断刑的人也无权过问审讯事宜，防止司法官员徇私舞弊。
如此一来。
宋代从中央到地方的司法机关，一律由专职官员分别负责“审”与“判”。在地方，宋代诸州置州院、司理院两个法庭:州院的录事参军初审理民事案件，后也审刑案;司理院的司理参军，掌狱讼勘鞫之事务;另设司法参军“议法断刑”。重要的州升为府，录事参军改称司录参军。
这后面还有推首官、左右推、推勘官、录事参军、司录参军，均属鞫司;检法官、检法案、司法参军均属谳司(法司)等等，各自都分工无比明确清晰。
而这中间的审判流程也如下:
首先是由鞫司审明案情，再由另外“法官”核实(录问)，接着转检“法官”检出施用的法律条文，另由其他“法官”拟判，经同级官员集体审核后，由长官判决。录事参军、司理参军、司法参军等，都是实质意义上的“法官”，他们既分工合作，又互相制衡:合作体现在长官的判决即以“检法书拟”为基础;制衡体现在三“法官”如对长官最终判决有异议，可在判决书上附上自己的不同异议提呈上司，或呈请知州再行审之。日后，如果长官的判决有误，附入议状者可免除处罚。
所以在鞫谳分司之制下，负责事实审勘的官员无权检法断刑，负责检法断刑的官员无权过问事实审勘，在某种程度上防止了官员联合舞弊，保证了司法审判之公正。
堪成非常不错了。
而此种制度实质是司法机关自动复审，虽有时会因多次“翻异”而影响司法机关的复审效率，但能在一定程度上减少冤假错案的产生。
大家都相信，只要时间过得久，对于这个弊端与漏洞司法官禁止会面制。
毕竟《庆元条法事类》载:
“诸被差鞫狱、录问、检法官吏，事未毕与监司及置司所在官吏相见，或录问、检法与鞫狱官吏相见者，各杖八十。”在司法审判过程中，禁止鞫狱官、检法官、录问官会面，防止其串通舞弊，即要审问的“法官”、检法议刑的司法官及负责的审核官，三者独立行使职权，不得互相干扰。检法议刑之官，只要能检出法条，就可议定罪名，作出拟判，不得干预长官的决定权。
这其中的“诸事应检法者，其检法之司唯得检出事状不得辄言与夺”，即对于应由法司人员寻找所涉事由的适法法条出处的情形可严格对照事实寻找法律依据，不得任意裁断之说法。
在这个方面，即使是后世人王宽，对于宋朝之同时代无比先进司法制度也是相当赞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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