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城又名“里城”或“旧城”，其始筑年代不详，唐德宗时宣武军节度使李勉重建，周世宗曾加营缮。
内城位于外城中央，略偏西北，周二十里一百五十五步，约当今的开封城。计辟朱雀、望春、宜秋、景龙等十门。
皇城即“大内”，又名“宫城”。原为唐代宣武军节度使署，后梁都汴时改为建昌宫，后晋改为大宁宫。
宋太祖建隆三年又增广皇城东北隅，皇城东西宽1050米，南北长1090米，辟乾元、拱宸等六门。
皇城内宫阙大都依西京洛阳建制，总计约四十余所，分作不同用途，如常朝则文德殿，圣寿赐宴则紫宸殿，试进士则崇政殿等等，规模极为雄伟壮丽。
东京城内有四条宽阔笔直的大道，称作“御路”，作十字形相交，分别通向外城的南薰等四正门道旁有人行道、水沟及绿化地。
从大道又分出若干纵横交错的道路，多呈直角相交，将城区划分成若干方格形称作“坊”的居民区商市则设于内城宣德门至州桥以东的潘楼街土市子及相国寺一带。
以后随着城市商业的发达，坊与市的界限被突破，商店多沿街设立，城东南汴河东水门沿岸的市区，竟延伸至七八里以外。
若是一味的强攻汴梁，即便是十几万金军精锐全部死光了，也未必能攻下汴梁城，幸运的是汴梁有个致命的弱点，那就是人口太多了，巨大的粮食压力，在和平年代，靠着汴河的转运，还不是太困难。
一旦到了战争时期，被掐断了汴河，断绝了外来的粮草，汴梁就会出现饥荒。
可能最后，汴梁不会被攻破，却可能被饿死。
攻陷汴梁的战略，重点不在于攻破汴梁的城防，而是消灭外来的援军。只要是援军灭了，汴梁可能不战而降。
汴梁失守，已经成为了定局。
在相关的历史书籍中，宋朝君臣留给后人的印象无非两点：弱智与软弱。
软弱可以理解，宋朝文人太多，文人多缺乏勇气。
可是脑残就不能苟同了，身为朝廷重臣，哪一个不是步步拼杀上来，勾心斗角不断，决定不脑残。
他们可能不懂军事，可能犯下诸多错误，但是绝对不脑残。
关于靖康之耻，历史记载很多，评论也很多，无非是说，皇帝无能，军队不给力，或者是投降派投降，或者是金人凶残等等，却是唯独忽略了一点，那就是——士大夫的背叛，军队的背叛。
历史，是文人写成的，文人也掌控者历史的话语权，关于文人的诸多负面的信息，也是被掩饰，美化，甚至是曲解！
比如，历史上写到李纲是抗金英雄，似乎是因为他被驱除，才导致抗金失败，才导致靖康之耻。
史书也是把他写成诸葛武侯，似乎谈笑之间，金军尽数灰飞烟灭。
其实，李纲只是一个文人，不懂军事，汴梁二十万守军守城，八万金军攻城，结果是勉强保住城池。在援救河东的战略中，李纲也是屡战屡败，精锐尽数覆没，最后遭到贬福建；
他一直主张坚守汴梁，反对迁都，而不顾及实际上汴梁的危局，最后酿成了恶果。
同样是身为主战派，他却与种师道不和，导致抗金派内部分裂，致使局势崩坏。
他是一个有骨气的文人，当也仅仅是如此，没有史书上说得那样厉害。
有人怪宋徽宗，的确在宋朝，皇族几乎是远离着政治，他们不参军，也不从政只是如寄生虫一般的活着，而历代的宋朝皇帝也是忌惮皇族，深恐夺位。
他们唯一的用处，就是皇帝驾崩，又无子的情况下，充当替补，接替皇位。
一个远离与政治的皇族子弟，陡然间成为皇帝，根本不熟悉政务，结果是朝堂内乱臣不断，搞得乱糟糟一片。
宋徽宗一直不傻，朝中局势，群臣心态，天下变化，他一直清清楚楚。
只是清楚的知道发生的一切，并不意味着能改变什么。
就像许多人也知道，要好好学习，天天向上，考上好大学，可是在实践中，却由于各种主观与客观的原因，计划依旧是计划，没有最后实现。
宋徽宗登基之初，也是励精图治，想要干一番事业，做一个好皇帝，可是实践中才发觉，他有些眼高手低，国事之艰难，远远的超过了写诗作画，事事不如人意。
在一些列打磨之后，渐渐失去了兴趣，安然于诗画之中。而将朝中繁杂之事交给了蔡京、童贯、高俅、杨戬等人，这些人不是清官，也不是能吏，没有王安石司马光之流的才干，可是至少忠心，可以替他解决麻烦事。
比如，在历史书上说宋钦宗，软弱无能，任用投降派，赶走李纲，屈辱求和，放松秋防，没有加固黄河防线，在甚至是到金营求和，最后不归。似乎宋钦宗，就是一个废物、脑残，智障患者。
可是真实的历史是，宋钦宗一点也不脑残，也不是废物。
任用投降派，是因为满朝上下，十个人七个都是投降派。
不任用投降派，等于是将七层的大臣排斥出朝堂，轻则是朝堂动荡，重则是皇位不保。
赶走李纲，是因为河东兵败，河东兵败赶走了一大群人，也不在乎他一人。
而放松秋防，没有加固黄河防线，不是宋钦宗不知道秋防重要性，而是要钱没钱，要兵没兵，火耗严重，根本无力秋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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