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2章 关于宋朝的三沉问题
宋朝乡役制度，在调整、变迁与反复的过程中。
作为一个制度供给主要国家，宋庭始终处于强势主导位置。
虽然这种强势相对于敌对方辽国而言确实是弱了些。
但无论如何，相对于普通屁民，以及哪怕是如同王宽这种中高层地方官、江湖一线大人物而言，宋庭整体势力那还是极其强大的。
宋庭对比辽国自然弱。
可若是将此际宋庭放眼对比眼下全世界所有国家，那宋朝依旧算得上是全球顶级大国，尤其是在富裕度上，更加是无比富裕有钱。
富得流油。
这就是说此时的宋朝。
完全堪比后世之沙特。
而宋庭从自身利益出发，所以它对乡役负担所作的应对，不论是消极的还是积极的，都是在自己所拥有传统国家政治体制内所尽量进行有限选择。
不是说这些历代大宋皇帝以及大宋文官们不懂，实在是他们抵不过人性，也抵不过封建制度本身对人的压迫。
莫非这些大宋皇帝和大宋名臣们，他们还能够直接一拍桌子站起来，宣布从此以后就进行马哲主义吗？
这世间岂有脑袋违反屁股之原则？
屁股决定脑袋。
屁股所坐的位置，决定脑袋中思想方向，本是恒古不变之真理。
只要还有人，只要还是人，那就必然会有绝大多数人当民时骂官，等到当官以后就开始骂民。
尤其是对于绝大多数是市井小民而言。
那种双方国家之间所进行的激烈残酷博弈、互动，那种双方之间政治国策上的剧烈冲突，他们根本就无法知晓与理解。
说到底。
不论是募役还是义役。
那都只是一种充役方式的调整，而不是从根本上改变乡役制度。
像宋朝这般国家，当它在面临着免役法募役制的被破坏、以及义役制逐渐兴起情况后，它所会做的，它所能够做的选择，其实都已经非常明显了。
毕竟免役法雇募役。
这是宋朝官府征收了役钱却将役钱另做他用，不用于雇募，反而借用新的乡村保甲组织，差派乡间相对富有小地主为保甲头目，以至于最后形成对宋廷最底层民众的一种双重压迫制度。
这种情况是不对的。
这种制度也是错的。
这种方式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维持了小地主阶层对国家的忠诚度，但是却也极大伤害了更多的普通民众，这种制度的发展是建立在天下见九成九以上百姓被残酷压迫之基础上。
这种制度从刚刚诞生起，就有着一种发自于毛孔里的血腥性。
不仅如此。
等到义役在百年以后南宋乡间开始强势推行后，在宋庭官府国家力量的介入下，诸多事情反而又遭到了更加进一步之破坏。
而这些东西，也是明显反应说明宋朝小地主阶层力量虽然已经较为壮大，已然成为北宋中后期与整个南宋时期这两百年时间里当时社会经济关系和阶级关系的重要核心组成。
但这种情况，并未一直得到继续发展，并未能够逐渐发展为如西方资本主义萌芽那种东西，更未形成如同后世西方世界那种正规市民阶层。
这既是由东、西方文化差异造成的。
也是由于宋廷本身内部的顽固保守官员力量控制所造成。
说到底。
宋朝对乡村职役制度的改革与破坏，虽然确实有部分处于现实因素的考虑，体现出实用主义策略。
但宋朝后来的，以募兵制为主体之军事体制，宋国朝廷为此每年要支付的军费数量之庞大也是极其恐怖。
更别说其余那些类似于行政支出、官员工资、历年赈灾救民之类的诸多事情，这些事情让即使是一直富得流油的宋朝，也不得不长期面临着巨大财政压力。
为此，宋神宗为富国强兵，不得不任用王宽岳丈王安石以进行新法改革。
而这种改革的实际需求，也正为了解决大宋朝经济压力。
对于这种事情，王安石所提出的新法免役法，它在改革后的确是很大程度上解决了一部分宋庭内部受困于乡役的问题，也极大地缓解了宋庭官府的财政压力，对宋庭国力有所一定提升。
但与此相对的，也就是在这翻大规模保甲组织大力推广背景下，王安石在看到了利用保甲组织一样可以实现国家对乡村的有效统治，还能以此减免雇募役钱的支出，很快却是又因为一部分政治元素而主动破坏了他才刚刚一手推行的这种免役法雇募制
极大程度破坏了国家制度，以及天下百姓对于宋庭官府的信任度。
而这些都是无可挽回的。
同样这也是王宽所不忍看到，也不想看到的。
不过这种事情王宽也做不了主。
索性在这般改革新法刚刚推行还未被破坏的短暂几年时间，宋国朝廷也因此得到了颇多好处，从中获取了巨额役钱收入，同时还对整体国家运作、解决军事开支方面都有极大裨益。
这对于维护宋朝国家统治，明显是发挥了极重要作用。
虽然其弊端便是加剧了天下百姓负担，同时也让天下百姓对于宋廷官府再无多少信任，完全堪称是饮鸩止渴。
至少在短期内。
这种方式使得宋朝，尤其是后来南宋时期，国家财政压力大减。
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也是宋朝皇帝官员的一部分实用主义思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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