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翌日，又到了皂角岭村吃晌午饭时。
太阳仍然如昨天一样，愁眉不展地照耀着皂角岭，而皂角岭村民，却由绵羊一样的温顺嬗变为猛虎一样的勇敢。日本****的大炮轰开了中国的大门，也轰醒了沉睡的人们。“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
千岁皂角树巍然耸立。新上任的村长吴二柱站在窑垴边上，敲响了号令全体村民集中的历史性锣声。
仅半炷香功夫，全村人都来到了千岁皂角树西边，面东而立，按照上坪、下坪、三坪、四坪顺序，从窑垴边往里排成纵队。在向千岁皂角树告别的庄严时刻，各家都自觉地按照头前人的安排站到应站的位置。原本男男女女老老少少的大杂烩很难排成整齐的队形，此刻的皂角岭人俨然成为严肃的战斗团队。有的人表情凝重，有的人眼噙泪花，有的人愁眉不展，有的人气定神闲，不同的表情反映了在经历了共同的伤痛共同的战斗后的不同性格，但有一点却是相同的，那就是要坚强地活下去！
各家的牛马驴骡拴在千岁皂角树东边的木桩上，捆着粮食铺盖的驮架放在自家的牲口旁，羊围在旁边悠闲地啃草。带不走的粮油衣物等值钱的东西全都埋到了隐蔽的地方。
二柱和大掌柜、老持客、强娃、杀猪李，来到千岁皂角树下的供桌前，面向全村人站定。全村人的目光汇成一束强烈的光带集中在头前人的脸上，周围的一切都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对乡亲的挚情与对鬼子的愤慨相交织，澎湃在吴二柱的胸臆与血脉之中。他眉头紧锁，双目泛红，大声对乡亲们说：“我们全村人就要离开皂角岭了，现在向始祖千岁皂角树告别！”说完，与四个头前人同时扭身，向千岁皂角树跪下了。
全村人都跟着跪下。
“张同志，今夜就歇在我家吧！”昨天夜里，乡亲们醉醺醺地唱着蒲剧段子陆陆续续离开大场院后，二柱笑着对张货郎说。张货郎欣然答道：“好啊，我正要向你讨教枪法秘籍哩！”
张货郎名叫张向光，一九0七年出生于苗后镇杨福村。父亲是个老货郎。张向光小学毕业后，父亲将他送到玉栋城邵记药铺熬相公（即当学徒）。十八岁时，张向光离开了邵记药铺，闯荡到广州四海货运公司当了工人。在参加工人运动中接受了共产主义，一九二六年五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在张太雷、**、叶剑英等共产党人发动的广州起义中，张向光被编入广州工人赤卫队第二联队。起义失败后，随工人赤卫队撤出广州城。一九二八年五月十四日，起义军在潮安县坝顶村突围时，张向光腿部受伤没有赶上部队，急中生智，浑身涂满泥巴藏在水壕里，没有被敌人发现。伤愈后潜入广州城，得知未撤离的工人赤卫队队员全部被杀害，他的入党介绍人和党内联系人全都遇难。与党组织失去联系的张向光，重返山西玉栋城，在晋豫贸易公司谋了一个职员差事。一九二九年一月，张向光终于又在玉栋城找到了党组织，被安排负责工运工作。
一九三六年三月，为策应红军东征，张向光根据玉栋特委指示，前往元泰县协助县委组织农民暴动。暴动选在群众基础比较好的吉文镇。参加暴动的贫苦农民很快就占领了吉文镇镇公所，挂上了“吉文镇苏维埃政府”的牌子。可惜这个苏维埃政权只存在七天，只有十一杆枪的农民武装又很快被阎锡山的部队镇压了。县高官蔡青在战斗中牺牲，另一名领导人郝明星与三名农民骨干被阎军割了脑袋，装在铁笼子里，挂在县城门楼上示众。张向光被阎军追到一条小巷里，跳入一个农户家中。正巧农户的母牛正在生牛犊。牛犊是倒茬生，一条血污的小牛腿从母牛的产道里伸出来后再也生不下来，急得母牛“哞—哞—”凄厉的大声嚎叫，屎尿稀里糊涂淌了一河滩，浓臭血腥充溢牛棚，苍蝇嗡嗡乱飞。村民让张向光趴在母牛后面，用玉米秸秆苫在身上。搜索的两个阎兵到屋里扫了几眼，就捂着鼻子跑出去了。张向光的脑袋便没有挂在城门楼上。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一九三八年四月，张向光作为玉栋特委的特派员潜回下沅县，其任务是，搜寻与党组织失去联系的共产党员，恢复下沅县党组织，深入发动群众，建立地方武装，开展敌后斗争。
下沅县的党组织，是一九二八年由学生出身的夏斌同志发展起来的。到一九三四年，已组建了五个党支部，发展党员四十二人，夏斌同志任县高官。次年，下沅县调来一位国民党县长，名叫康仁静。中等身材，白皙肤色，看起来文质彬彬、温文尔雅、仁和平静，其内心与外表正好相反，人品对姓名是绝好的讽刺。名为“仁静”，其实很不仁、更不静，结党营私，排除异己，心狠手辣，大肆敛财，把下沅县搞得乌烟瘴气，老百姓把他叫作“坑人精”。更令人发指的是，坑人精奉行蒋介石“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漏掉一人”的剿共政策，恶毒绞杀共产党员和进步群众。一九三六年三月十七日，下沅县城逢集时，坑人精将县高官夏斌与五名党员，残忍地杀害于县城东门外黄沙河。“黄沙河血案”后，下沅县的党组织几乎瘫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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