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不是。
关于胡惟庸桉，已经说过，是太子朱标为了接班在清除异己，特别是对朝堂有着很大影响力的李善长。
再说洪武二十三年的大清洗，目标是淮西系，但，准确来说，只是一部分的淮西系。因为，投靠了朱标的凉国公蓝玉、定远侯王弼等等，同样也是淮西系。
区别是，还心向着皇帝或者不偏不倚想要站中间的淮西系，或者，坚决拥护太子殿下接班的淮西系。
大概就是如此。
从洪武二十五年到洪武二十六年，失去了儿子，才一年时间不到，已经到了晚年的老皇帝，可能都还没有从悲痛中恢复过来，哪有那么多兔死狗烹的心思？
普通父亲晚年丧子，只能悲痛一下。
奈何，老朱偏偏是一个帝王，帝王一怒，伏尸百万，帝王崩溃，同样也会流血漂杵。
因此，蓝玉桉，同样不是什么兔死狗烹。
只是一次迁怒。
你每人，拱火着我儿子接班，天南海北地各种折腾，折腾就折腾吧，却把我儿子折腾没了，既然如此，你们这些个混账，也跟着一起去罢！
这才是老皇帝的正常心态。
于是，蓝玉桉，史载，自凉国公蓝玉、吏部尚书詹徽、定远侯王弼以下，株连者，一万五千人！
蓝玉桉是一次迁怒，其实还有另一重证据。
两本书，一个《昭示奸党录》，一个《逆臣录》。
大部分人潜意识里，针对胡惟庸桉的《昭示奸党录》，或许是洪武十三年发行的。
其实不是。
是洪武二十三年。
问题是，老皇帝本有着赦免李善长等人的心思，耐不过儿子的坚持，任由李善长自杀，一批勋贵或诛或贬，这种状态下，不可能再有心思还出一本书，将曾经的老兄弟们彻底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因此可以想见，《昭示奸党录》，不是朱元章的本意，依旧是太子一党在操盘。
洪武二十六年，蓝玉桉，才短短三年时间过去，老朱肯定不会忘记那本书。
既然你们折腾着把我曾经的老兄弟们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我也对仗一下，给你们也弄一本，《逆臣录》就此出炉。
这本书，没有蓝玉的供词，但一干重要党羽中，吏部尚书詹徽，赫然在列。
如果读内容，可以明显发现，各种鸡毛蒜皮，根本就没有甚么完善的谋反计划。
因此，几乎就是一场闹剧。
这其实也可以再次看出老皇帝的迁怒心态。
不想要什么证据，就是弄死你们，给我儿子陪葬，在出本书给你们对仗一下。
真相？
谁在意真相了？
冤？
冤就冤吧。
不在乎了。
洪武朝还有一本书，也不能说是书，寥寥两千多字，大概是洪武二十年前后，诚意伯刘基的次子刘璟每年进京给老朱拜年，根据前后的几次问对，原原本本地记载了他和老朱对话的内容。
这本书叫《遇恩录》。
其中，短短的两千多字，老朱像一个迟暮老人一样念念叨叨，而出现频率相当高的一个词，是‘好名’，足有五次。
大体是一个长辈在教育晚辈，要勤勉好学，克己守身，将来和他父亲一样，在史书上留个‘好名’。短短的两千多字，‘好名’出现了五次，可见老朱当时的心态，他也是想要留个‘好名’的。
这一切，在洪武二十五年之后，戛然而止。
老朱什么都不在乎了。
蓝玉桉，迁怒了一场，当年就发布告示，无论是胡党还是蓝党，就此打住。
实际却没有打住。
老朱最后的那几年，一直都还在死人，比如傅友德，比如冯胜，傅友德疏远一些，冯胜，和某个在史书中意外地留下了好几笔的小先锋张焕一样，都是老朱的贴身侍卫出身，最后也赐死了。
不在乎了。
那还有甚么‘好名’？
以至于，到了最后的最后，为了让孙子干干净净地接手朝政，没有任何掣肘，满宫的后妃，也一次性全部带走。
白茫茫一片，真干净。
如果真有人要写一本《洪武二十五年》，老朱的去世，并不算终点。
皇太孙朱允炆即位，依旧算是一种‘洪武二十五年’的延续，这位登基时才18岁的少年人，继承了爷爷的铁血狠辣，还有父亲的虚伪无情，刚上位，就毫不顾忌一家人情面地对诸多叔叔们展开了清洗。
短短一年时间不到，七位藩王或死或黜或囚。
老朱还活着的时候，对于藩王，祖孙两个有过一次问对。
老朱说：“朕以御虏付诸王，可令边尘不动，贻汝以安。”
朱允炆没有回答，而是反问：“虏不靖，诸王御之；诸王不靖，孰御之？”
老朱沉默，然后反问：“汝意如何？”
朱允炆的回答：“以德怀之，以礼制之，不可则削其地，又不可则废置其人，又其甚则举兵伐之。”
老朱的反应，很欣慰：“是矣。”
然而，最后的最后，结果是，朱允炆没有什么‘德’，没有什么‘礼’，直接就开始‘削’和‘废’，并且，大概自己也没能料到的，才一年时间不到，就不得不‘举兵伐之’。
伐谁？
朱棣。
诸多史书中，都说朱棣是一个阴谋家，提前就准备好了谋反，在自家花园地下室里打造兵器，如此之类。
完全不顾逻辑上的时间线。
老朱是洪武三十一年五月去世的，燕王是在建文元年七月起兵的，整个过程，才一年出头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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