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布粗糙而厚重，却和蚕茧一样，是按斤两来卖的。
薄如蝉翼，这个形容词来形容丝帛衣服足够了，轻轻几两便能做成数层帛衣，隔着两层还能看到胸口的黑痣。
而粗麻却不同，光是一件，穿在身上都会感受到拉扯你下坠的重量，按照《金布律》里的兑换，则是一斤值两枚大钱。
养蚕女们掰着指头算了半天，才算出来自己十斤粗麻够做一件御寒的褐衣，也就是需要大钱二十。她们不由得叹息了一声，桑树是属于织造坊的，自家这几个月的所得交了茧税后，换来的不过是一家人的一季夏服而已，剩余的钱，不知道够买多少粟米吃？
她们居住在城邑郊外，专事蚕桑而无力田，所以还必须去邑内外的市集上换取粮食……
……
从一月份被赵无恤聘为“劝农吏”开始，樊须便开始在西鲁大地上不断地行走，他走在田埂上，阡陌间，荒废的农屋外，新开垦的盐碱地里……
像后稷那样，为农稷之官，亲自带着农人播百谷，劝耕桑，以足万民衣食，这就是樊须的理想。这就是樊须喜欢的“礼乐”，非周公孔子那般居庙堂之高，非老子一样避江湖之远，而是扎根于乡土里闾间。
他也在不停地学习各种新颖的耕作方法，比如代田法，比如牛耕，赵小司寇的怂恿一直在他心头热切地涌动，写一本属于万民的农书，农稼和园圃，也能开一家之学！
四月时，在西鲁依然绕了两圈的他樊须再次回到郓城左近，他要组织亭卒驱赶野兽使其不危害庄稼，同时要告诫各地贵族，切勿举行大规模田猎妨害农事。
这期间，他自然就注意到了里闾小集市上的新变化。
不同于郓城里因为治所转移而日益繁荣的大市肆，这些樊须所见的“亭市”、“里市”则就如后世北方农村的“集”一样，在特定的日子里，老百姓约定俗成、自发聚集，而形成的场所。
市集一旦形成，周围几十里的民众都会被吸引过来，在此买卖货物、互通有无。
樊须很早就注意到，虽然号称男耕女织，理论上一家农户可以达到自给自足，鸡犬相闻而老死不相往来，但事实上，交换却永远无法避免。
就比如说，陶罐、釜等炊具或生活必须用品，不是每个里闾都能生产土陶的，各种工匠的活计各有专精，本来就不可能边耕作边干，所以必须外出交换。
而且人必须吃盐，这东西在齐国对鲁、曹实行禁盐策的时候，甚至要到郓城才能买到。因为食盐不足，不少民众似乎都饥羸也不少，耕作无力，常吃土盐又容易腹泻，这让樊须很是头疼。
所幸赵小司寇自有手段，从吴国、莒国甚至是魏氏安邑运来了盐，顿时如春雨滋润，郓城的盐价稳定了下来，正常的食盐得以供应流通。只不过每个亭都要根据人口进行限量供应，如此一来，也顺便将迟迟不能理清的里闾人口一口气统计了。
料民，是实现集权的第一步，当年周宣王甚至连这一点都无法做到。这一点樊须也懂，不过他的追求，也就是让民众的日子能过的好些，出产能多些，交易能公平些而已……
这次回来，他便敏感地发觉了，市肆上交换时零星的齐刀币，卫布币消失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些圆形方孔的新钱。
“司寇终于还是铸币了……”樊须不懂量入为出，但即便是屁股一直坐在农人一边的他，也已经意识到鲁国铜贝币不适应交换。
例如：有时富裕的士为了买一头牛，要背上成斗的“贝币”或者“仿贝”到市场上去。支付时的计算也很麻烦，买更贵重的东西呢，携带“贝币”的数量恐怕要肩挑，车推才能支付。这就造成了流通秩序的混乱，这种单一的低面值的货币制度在也维持不下去了，而一直依靠齐国刀币或卫国贝币也不是常法，所以新的货币势在必行。
货币的变动带来了新的交换方式，樊须注意到，不少郓城郊外的养蚕女就捧着一枚枚赵氏大小钱，想从农人处换取粮食。
不知是不是受城邑里的商贾耳渲目染，邑内的人比外郭郊区的人圆滑，而外郭郊区的人又比里闾的农人圆滑，所以讨价还价上，农人永远说不过养蚕女们。
“一石十钱！以前就是这样的！”养蚕女一口咬定要以从前齐国刀币换取粮食的比例来交易。
想要以粮换钱，再以钱换器具的农人挠了挠满是稻草和粟壳的头，打算同意了，然而这交易却被一旁巡视过来的亭长制止。
“亭寺里自有《金布律》，齐刀币官府从此不予接受，按照重量，1刀币兑换新铸的大钱2，小钱10一石粟米卖二十大钱、亦或是一百五铢钱最合适，司寇重农，汝等休要欺瞒，扰乱市场！”
樊须这才松了口气，看来司寇也不希望新币伤农。
他心里也算了笔账，食，人月一石半，五口之家终岁食粟九十石，那不事农事的一户人家，需要一千八百钱才能吃饱，西鲁三万户人家，有九成的农户，剩下一成，也得五十万钱才勉强够用，但司寇府库里的铜、锡、铅够铸造那么多么？
算了算了，这不是他该关心的，接下来的五月是黍子成熟的季节，他还得继续敦促各亭里农人不要耽误农时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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