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哲轩跟怀尔斯说：“这个刘猛真是太傲了，跟Perelman一个脾气，我组里有几个审稿专家对论文的几处发出质疑，结果你猜猜我跟他邮件沟通，人家怎么说？”
“怎么说？”怀尔斯也来了兴趣。
“邮件回复让我多看几遍然后给他们解说，看来这家伙就笃定自己的论文是完美无缺的，是不需要任何修改的。”陶哲轩说起来还是愤愤不平，他可是很小就展现了数学的天赋，从来都是人们夸赞的对象，何时遇到过如此狂傲之辈。
怀尔斯也大感头疼，他这组显然也发生了这种事，苦笑道：“那时候我刚发布费马大定理证明的论文回到普林斯顿之后,每天都焦急地等待审稿人完成他们的任务。在我的论文完全不用我操心之前,我不会尽兴地庆祝。在此期间我甚至完全中断了我的工作,以处理审稿人在电子邮件中提出的问题。虽然我也很自信这些问题不会给我造成很大的麻烦。毕竟在将证明交给审稿人之前,我已经一再核对过了。因此,除了由语法或打印的错误造成的数学上的错误以及一些我能够马上改正的小错误外,他预料不会再有什么问题了。就是这般细致，每天走到学校的小路上还不免惴惴不安，有时候相熟的教授跟我打招呼都没看见，以至于有些老伙计以为我功成名就就疏远了他们，当真是冤枉。”
陶哲轩笑道：“这才是致力于学问探讨的态度呀，当时审稿组发现了一点瑕疵，我那时可为教授深深地捏了一把汗呢。”
怀尔斯回忆起当时的情况还不有得有些惊恐不安的感觉，那种获得了无上的荣耀之后的失去简直让人痛苦不堪，喃喃地道：“在那年8月之前,审稿组发现的小问题一直都是比较容易解决的,直到凯兹碰到一个似乎仅仅是又一个小问题的东西。这次的问题稍微复杂一点,所以我给他发回一个传真。但是这份传真似乎没有回答问题,所以他又发电子邮件给他。我又接到给他发了另一份传真,不过他仍然不满意。”
“我当时认为这个错误就像所有别的错误一样浅显简单,但是凯兹的执著态度迫使我认真地加以考虑，我无法立即解答这个看上去非常幼稚的问题。初看之下,它似乎与别的问题属于同一级别的难度,但是后来到了9月份的某个时候,我开始认识到这完全不是一个无足轻重的困难,而是一个重大的缺陷。它是在与弗莱切方法有关的论证的关键部分中的一个错误,但是它是如此的微妙以致在这之前我完全忽略了它。这个错误很抽象,无法用简单的术语真实地描述它,即使是向一个数学家作解释,也需要这个数学家花两三个月时间详细地研究那部分原稿。”
陶哲轩眼睛一亮，好奇地问道：“怀尔斯教授，那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你能跟我大致说说吗？那个时候我也非常好奇其中的曲折过程。”
怀尔斯吐了口气笑道：“这个问题的实质是,无法像我原来设想的那样保证弗莱切方法行得通。原本期望能将证明从所有的椭圆方程和模形式的第一项扩展到包括所有的项,这样就提供了将多米诺骨牌一块接一块推倒的方法。原始的弗莱切方法只在有特殊限制的情形下有效,但我坚信已经将它改造并加强到足以适合于他的所有需要。在凯兹看来,情况并不一定如此,其后果是戏剧性的,有很大的破坏性。”
“这个错误不一定意味着我的工作无法补救,但它的确意味着我必须加强证明。数学的绝对主义要求我无可怀疑地证明我的方法对每一个E–序列和M–序列的每一项都行得通。”
陶哲轩惊叹道：“数学中的绝对主义简直就是个魔鬼，这么多年来，我都一直不敢去碰这类问题，就是太容易出现瑕疵和漏洞了，当你沉醉在成功证明的美妙喜悦感中，突然来一盆冷水泼到头上，那感觉简直无法想象。”
怀尔斯此时说起来还是心有余悸，多少也有些埋怨道：“当凯兹意识到他觉察出的错误的严重性时,我开始想为何他在春季时会漏过这一点的。当时我曾为他作报告,唯一的目的就是要确认出任何错误。”
陶哲轩道：“当你听讲时确实有一种紧张心理,不知该弄懂每一件事还是让演讲者继续讲下去。如果你不断地插话‘我这儿不懂,我那儿不懂’那么演讲者就无法阐明任何东西,而你也不会有所得。另一方面,如果你从不插话,你就会有几分迷惘,你有礼貌地点着头,但是你实际上没有核对过任何东西。提问得太多与提问得太少之间的分寸确实很难把握,我想很明显凯兹犯了问得太少的错误。”
怀尔斯点了点头道：“我想可能是这样，只不过几个星期以前,全球的报刊把我誉为世界上最杰出的数学家,数论家们在经受了350年的失败后相信我们最终比费马更强一些。而荣誉之后，我突然面临必须承认犯了个错误的羞辱，那几日，我一度惶恐不安，甚至想过结束自己的生命，幸而我的小儿子因为淘气突然闯入了我的书房，我也像个小孩子一样跟他玩了一整天才释放掉了这股压力。在承认出了错误之前,我决定试一下,集中精力填补这个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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