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杯酒举起，一杯酒放下。环球集团已经完成了，在欧洲的最新军事部署下一次军事行动，如无意外的话，至少也要等到本月底了。
由于已经亲身参与到这场旷日持久的战争当中，所以环球集团的上上下下，但凡是了解这次战争本来面目的人，都在积极的做讲集团的利益最大化。
很多人都知道，环球集团的总裁海宁是对普鲁士抱有野望的，内部人士更是非常清楚，他希望将腓特烈大帝收为己用。在那样一个传奇人物那样一个高傲的人物，那样一个地道的无数奇迹的人物，又怎么可能轻易成为环球集团的打手呢？虽然环球集团已经埋下了伏笔，但对方恐怕至死都不会轻易触碰那个协议的激活条件。
所以，在完成了遥远的致敬之后，海宁还是重新分析起了，腓特烈大帝所面临的局势希望能够从中找到一条完成自己计划的崭新道路。
由于他一开始的设想是希望能够将腓特烈大帝逼入一种绝境之中，然后使其不得不向自己求助，继而让双方之前草拟的某些协议生效，所以海宁主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尽可能的主角，那位铺路是国王的求生道路，而对于他之所以能够幸存下去的原因，历史上已经有很多人给予过分析，其中就有这么一条：盟国未能协调好他们的战争投入。大陆上的5个盟国各有不同的战争目标。4个国家寻求领土扩张，或是用来保有，或是用来交换：奥地利要西里西亚，法国要比利时和汉诺威，俄国要东普鲁士，瑞典要普属波美拉尼亚，而神圣罗马帝国试图维护弗里德里希入侵萨克森所违反的帝国宪法。具有讽刺意味的是，5个国家中只有最后提到名字且最弱的一个达到了它的目标，尽管只是通过一些断断续续的军事成就来达成的，但毕竟他们做到了。
如果腓特烈被迅速又彻底地击溃，其他国家的追求和野心也有可能会得到满足。战争持续的时间越长，这些盟友们之间的裂痕就会越发明显而频繁的开始显现。正如后来的普鲁士改革家沙恩霍斯特明智地观察到的那样，每一个联盟内部都携带着秘密背叛的萌芽。一只危险的蠕虫从一开始就处于萌芽状态了。
战争开始时发生了两起外交革命——不仅出现了法国和奥地利之间的联盟，而且出现了法国和俄国之间的联盟，后者达成的标志是1757年1月11日第一次《凡尔赛条约》——这是海宁最近一直在研究的东西。然而，正如他所留意到的，以及后来的历史所表明的那样，法国的传统政策一直是致力于构建一个“东方屏障”以反对俄国任何形式的扩张行为。瑞典是一个突出的争论焦点，因为该国是法国和俄国都想拉拢的小弟，法国人支持的一派被称为“礼帽派”，而俄国人支持的一派被称为“便帽派”。这两个派别在瑞典内部的斗争已经持续了数十年之久，但就目前的情况来看，根本没有结束的迹象。这对法国来说显然不是什么可以接受的局面，因此他们与俄国之间的关系随时都有可能出现崩盘级别翻天覆地的变化。
奥地利也对俄国的扩张有保留意见。1760年底，考尼茨告诉玛丽娅·特蕾莎，不能允许俄国向西扩张，以免对哈布斯堡君主国造成比普鲁士更大的威胁。
此外，俄国人的军事行动太分散。这部分是由于距离上的问题。路途如此遥远，赶去前线的增援部队在途中多有折损。一个此时还没有发生的例子是：1759年出发的一支20799人的部队中，有5539人（所占比例为26%）生病或死亡，849人脱逃。虽然这一点在战争过程中有所改进，但俄国的巨大潜力并没有转化为现实。这多多少少的让奥地利人产生了一些不该有的幻想。
还有一部分问题在于政治。圣彼得堡总是有一个强大的团体，其成员没有像沙皇那样，对腓特烈怀有个人反感。他们非常合理地提出，在任何与弗里德里希的联盟中，俄国将永远是占主导地位的合作伙伴，能够让他去对抗奥地利。
同样的缺陷削弱了法国－奥地利同盟。第一次《凡尔赛条约》的方向转变如此剧烈，逆转了法国对哈布斯堡王室两个半世纪的敌视立场，反对的声音是不可避免的。由于这一政策与国王的情妇蓬帕杜夫人密切相关，这自然引起了凡尔赛派系斗争的全部恶意。她派去商谈外交革命的大臣贝尼斯神父于1758年4月感叹道：“我们国家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激动地反对战争。对普鲁士国王的喜爱更是到了疯狂的地步，因为那些把自己事务经营得很成功的人总是受欢迎的。维也纳宫廷遭人嫌弃，因为它被看作我们国家的吸血鬼。”正如俄国的国家利益因为伊丽莎白沙皇对腓特烈二世的强烈憎恶而扭曲，法国的国家利益也因为路易十五对玛丽娅·特蕾莎的强烈喜爱而扭曲。几乎每个人——除了国王、他的情妇和他们所选择的大臣这些重要的例外——都能看出需要一个强大的普鲁士在神圣罗马帝国中平衡奥地利。多年之后，路易十六的外交大臣德·韦尔热纳伯爵不禁会问道：如果七年战争中的“巨大努力”获得成功且普鲁士被消灭的话，法国会发现自己处在什么位置上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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