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道科学技术的进步，近些年来，在环球集团和他的盟友们当中，最被引以为焦点的其实并不是什么军工产品，而是另外一个让人出乎意料的工业部门。
它就是棉纺织业。
在原本的历史上，1755年的时候，法国宣布进口印度印花织物为非法行为。这听起来是一个光怪陆离的事情，但在物质社会发展的过程当中，人们对新鲜事物的接受程度是需要一定时间的。尤其是对商业阶级而言，新鲜事物的出现意味着对传统利益的巨大冲击，所以他们总会教唆权力者推出各种各样奇葩的规定。即便是没有经济利益方面的考量，社会和文化的兼容程度也很考验新鲜事物在某个国家的成长能力。
比如在1748年的时候，他们还宣布土豆在法国种植是非法的。这个禁令直到1772年才被取消，原因一位叫做奥古斯丁-帕门捷的人在普鲁士当战俘的时候发现这里的人并没有被土豆给毒死，所以在战争结束返回国家之后，他大力推广了土豆的种植，并说服法国的权贵阶层接受这一点。
人们后来逐渐意识到了自己的错误，并积极的予以了改正，法国王室更是率先垂范，听说王后在出席宴会的时候都经常会用土豆植物的花朵来作为装饰——那是一种其实根本谈不上好看的花朵。
但不管怎么说，土豆带给法国以巨大的契机，它极高的产量有力的打击了饥饿之神——如果有这么个神明的话——的嚣张气焰。以至于她们杰先生在去世之后，人们将他的墓碑放置在了土豆花围绕的地方。他的青铜雕像被立在了皮卡第地区的索姆省蒙蒂迪耶的帕门捷广场上。
不过那是1813年左右的事情了，在相对传统的18世纪，尤其是1755年左右的这几年里，欧洲的去魔化距离完成也还有很遥远的道路——为什么要用也这个字呢？因为有个叫做于尔根-奥斯特哈默的学者，曾经出版过一本专著，介绍过他眼中18世纪亚洲的去魔化。
然而，这位近视度数颇高的学者却似乎忘记了当时的欧洲都在发生什么。
棉花推广在法国遭到了阻挠，其重要原因之一是法国统治阶级认为有必要颁布政策，保护国内的羊毛、亚麻和丝绸等织品的生产者。这样的举动他们很早就已经开始做了，而且贯彻了很长的时间。
具体数据大概是这样的：1686年，在丝绸和毛纺业企业家的压力之下，法国宣布制造、使用和销售棉纺织品为非法行为。在此后的70余年里，法国至少颁布了两项王室敕令和80项枢密院的裁决，试图压制棉纺织品的进口和生产。惩罚措施变得越来越严厉，包括监禁，而且从1726年开始甚至会对违规者施以死刑。然后就是1755年，法国宣布进口印度印花织物为非法行为；1785年国王再次确认了这一禁令，以保护“国家产业”。两万名警卫负责推行这些法令，两万名警卫负责推行这些法令，发配了多达5万名违法者到法国桨帆船上去服苦役。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专供几内亚的印度棉纺织品清楚地没有列入长长的取缔清单中，因为这些棉纺织品专用于奴隶贸易。毕竟，只有用印度棉布才能换来奴隶。
而这也恰巧印证了之前的观点呢，就是这些禁令的出台，只是为了维护某些人的经济利益罢了。
欧洲的所谓法令，实际上更应该被翻译成规矩，一个由强权制定出来的规矩体系，是没有道德基础可言的，甚至他们也志不在此。他们的生活就像是一堆凌乱而不成体系的条条框框约束起来的那样，只有那些散乱的为了贵族和权贵服务的，完全可以用于剥削和压榨底层群众的规矩组成。
像这样一个野蛮的文化圈子，是不可能诞生出能够抵抗新冠病毒之类巨大挑战的底蕴的。而且，那些结实耐操的欧洲底层平民们，在过去的几百年里，也早就已经把贵族们在传染病防治期间的做派看的通透明白了。从鼠疫、天花、霍乱，再到西班牙大流感以及前前后后发生的那些瘟疫当中来看，权贵们几乎都是指望着老百姓，能够凭借自身的所谓免疫能力抵抗过去的这种煎熬，在欧洲的法律和道德体系当中被视为常态。因为他们的法律本身就是不基于道德而衍生出来的。即便后来的人文主义情怀变得更加多了起来，但毕竟根子不是那样的，所以有些习惯已经约定俗成并深深的影响了执法者和统治理念。想要改变这些东西，对于革命者来说是十分困难的。
所以我们才会看到了所谓群体免疫这种荒诞的言论。因为这是有历史基础的，也是有历史渊源的。
对于此，海宁是不屑一顾的。
为了和这落后的基础作斗争——其实他原本是不想浪费这个时间的，但无奈法国的基层百姓们并非全都是无脑群众，他们虽然生活在国王和教会的权威之下，但也知道什么东西才是对他们最有好处的。因此在之前一系列的法国混乱当中，他们坚定的选择了支持环球集团，这让海宁不得不报答他们的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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