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仅仅“包吃住”以及空中楼阁的“百万年薪”是不可能吸引顶级人才的加盟。
他还准备了另外两项终极杀手锏，京城户口和人艺影视中心。
作为副院长，除了分管演员队之外，他还分管影视中心，一个一直相当鸡肋的部门。
人艺是有影视中心的，只不过这个部门一直没有明确的职能，所以总是没有太大的存在感。
但是在徐容看来，只要操作得当，甚至可以再造一个中影。
人艺有自己的演员、编剧、导演、服化道具厂以及影视产业最为核心的资本，几乎具备影视生产的完整产业链。
而为了避免高收入、高待遇导致的泥沙俱下以及关系户，年度甚至半年度考核就非常必要，甚至可以搞话剧比赛，逐步实行企业化。
尤其是整个生态的最为核心的考核权，必须通过制度确立为艺委会主导，其他任何行政职能人员不得干涉。
这一系列改革的出发点就是演员队的改革，影视中心那边就是个空架子，创造要比改造容易的多。
规范演员考核、提高演员收入是必须马上推行的关键措施。
这些看上去天马行空甚至不切实际的思路并非他自己鼓捣出来的，是当年建院之初胡公向老院长提出的明确要求，后因时局变化，最终未能成行。
但现在杨力新成了他一系列规划的拦路石。
这位前辈、长者，曾为人艺做出过不小的贡献，过去对他也颇有照顾。
但是如今，至少在他看来，杨力新阻碍了人艺的发展。
而敢于大刀阔斧改革的根源在于，他始终认为只要自己还在人艺一天，“殿堂”的基石就还在。
徐容听完了杨力新和冯远正各自的看法，沉吟几秒钟，转而道：“咱们的演员，上一次去其他团体交流学习是什么时候？”
冯远正没回答，而是看向杨力新。
“07年有过一次，是跟魔都话剧艺术中心。”
杨力新回了话，也明白了徐容对于自己先前所表达的对于演员队看法的态度。
没有表态，本身就是一种最为明确的表态，也许他只是顾及自己和小冯都是他过去的领导，才没有当面反驳。
冯远正也意识到了徐容的不满。
徐容半晌无语，他今天终于了解了人艺问题的根源了，整整五年没有向其他的艺术团体学习过。
人艺难道就不需要向其他艺术团体学习了吗？
纵观历史，某些剧种的传统，曾经在某一历史时期一成不变地保留下来，这种情况在中国戏剧史上是有过的，但是这样的剧种，这样的传统，必然日趋衰败，最后以灭亡告终，只不过在戏剧史上留下一个名字而已。
这也是国家每年往京剧行业砸两亿之巨，仍旧不能挽回颓势的根本原因。
再者，你不教训教训小兄弟，兄弟们怎么知道老大的牛逼之处？
徐容笑着道：“咱们人艺，自从成立之日起，从来都不是闭塞的，从来都是国内最先进、最勇于探索甚至最激进的艺术团体，别家不敢演的戏，咱们敢演，别家不敢收的剧本，咱们敢收，别家不敢尝试的表演方式，咱们要尝试，这才是人艺，不然时间久了，那就被咱们干成京城话剧团了。”
人艺曾改名为“京城话剧团”，演出的剧目完全不讲艺术性，只一味的服务于时局需要。
杨力新听着徐容的“批评”，勉强笑了下：“徐院，言过其实了吧？”
冯远正瞅了瞅徐容，又瞅了瞅杨力新，垂下了眼眉。
他已经意识到，徐容，大概率要拿杨力新开刀了。
徐容笑着，起了身，一边走向书架，一边道：“我这么说当然是有根据的，建院初期，隔三差五的老搞运动会，咱们因为太过激进，每一次运动都会被推上风口浪尖。”
他说着，从书架上抽出焦菊隐的传记，而后又走向另外一侧：“把人艺推到风口浪尖的，有两个关键人物，其中一个是动不动就对其他艺术团体开炮的‘你们那么演很虚伪’的焦菊隐先生，另外一个是回回被市里、部里要求写检查，却总是以‘艺术家有些怪脾气，爱发牢骚，生活上不大注意，这也是难免的，焦菊隐总的政治倾向还是进步的、爱国的。’和好大一通稀泥的赵起扬先生。”
他说着，又抽出了赵起扬的传记：“也不知道该感到可乐还是可悲，焦、赵两位先生的配合，再加上老院长、老舍先生、郭沫若先生，奠定了咱们人艺偌大名头，但也正是由于赵先生和焦先生的激进，这俩人被打进了牛棚，赵先生运气好，挺过来了，就是可惜了焦先生。”
徐容将两本书放到了杨力新跟前，道：“这是我让人给两位先生编的传记，杨队有时间了可以翻翻看看。”
杨力新脸上勉强挤出一丝笑容，道：“谢谢徐院。”
徐容从一开始就清楚，人艺改革的阻力主要来自两方面，一部分是以蓝田野、郑融等前辈为首传统派，他们的阻拦的根本原因是认为要坚持“传统”，而另外一部分则是以马欣为首的行政人员，他们是怕再次被推到风口浪尖丢了乌纱帽。
对于前者，他的策略是用魔法打败魔法，既然你们坚持传统，那我就用传统打败你，至于行政上的阻力，目前而言是可以忽略不计的，因为院长张合平就是最坚定的改革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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