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不能再普通的老式居民楼。没上瓷砖的水泥地板疙疙瘩瘩，墙体时不时还抖着灰，就连天花板上滋滋冒着声的照明灯都在苟延残喘，完全看不出有何惊奇。
我们走到尽头的仓库前，上面用油漆涂了四个暗红色的大字。
生人勿近。
只见蒙恩从怀里掏出一张卡片，在门侧的一个机器前头晃了晃。
嘀——门应声掀开。
里面大概不到百坪，一列列货架上堆着满满当当的纸箱，就连地上也都是东倒西歪的聚氨酯泡沫。蒙恩轻车熟路走向角落处紧挨着一扇小门，轻轻拧开了把手。
这里竟然还藏着一辆升降梯。
“陈封，你为什么会选择心理学?”蒙恩突然开口。
我来自中光镇（南山市下辖的城镇，距离南山市区约八十公里），父母是做小本买卖的，记忆中的他们总是很忙。
我经常一觉醒来，发现自己总是被独留在家。
我们家有一个很大的双排铁门，在我四五岁的时候，总是喜欢透过门闩口看着外面熙熙攘攘的马路，每天都有一群邻里的小孩在对面的空地上踢球，那皮球换了一个又一个，我也随之长大。
我渐渐学会了在独处中思考，也不再去关注门外绚丽多彩的世界。我的父亲总会在回家的时候给我带上一些小玩意儿，有拨浪鼓，有火药小手枪，但在我的玩具箱中，被翻得最勤的就是积木。
对于我来说，这是另一个活生生的世界。
那一块块立方体，圆柱体，三棱锥存在着上万种构架，不同的组合能拼装出小人，马车，甚至是一座城堡。
我给它们都取了名字，也是从那时起，我发现自己有着超乎常人的记忆力，所被命名的形状总能在第一时间重组恢复。
就连观察力也突飞猛进，我再也不满足于积木单纯的叠加结构，总会利用视差把它们跟现实中的其他事物连结起来。
透过我的视角，对着厨房，对着桌角，对着积水的地面，那一块块拢起的木块总是会出现千奇百怪的入口，而扁平的边缘不断对折，拐弯，变得立体，就像是凌驾于三维空间之上的彭罗斯阶梯。
之后同样的情感转移到了人的身上，我开始上了学堂，当同龄的孩子们互相追逐，我总是习惯躲在角落静静观察着他们。
在他们身上，总能发现一些生活中的蛛丝马迹，谁受伤了，谁被夸了，凉鞋上的泥垢从何而来，书本里的便签又来自哪棵大树，谁人易怒谁人敏感，林林总总的真相总会浮出水面，然后我便能择优选择其中最适合我的玩伴。
升降梯的门开了，我们来到了地下。
那是一道长长的走廊，长到你甚至想象不到在这芝麻大的居民楼下方，竟然还能拓展出如此别有洞天的建筑格局。
长廊像是一个焊接好的大型集装箱，两侧都是井然有序的铁皮房间。
但我知道地面不远处即是南山河，所以当初在建造这个地下室的时候，外层肯定浇筑了一层结实的钢筋混凝土和防水涂料，因为我完全感受不到一丝潮湿的气息，而顺畅的呼吸想必也是对室内的通气口做了特殊的处理。
蒙恩熟练地和进进出出的人们打着招呼，接着带我走进了其中的一个房间。里面坐着六七个人，他们一直在低头讨论，蒙恩一把抓过我的肩膀，双手把我推到了前头。
“各位，这位就是心理学家陈封陈医生。”
那些说话的人停了下来，抬头望向了我，接着陆续起身，走来同我握手。
其中一个满脸白胡子的老者牵着我坐了下来，他慈眉善目，干枯的手臂布满了褐斑。
“陈医生，久仰大名，我是符伯礼，南山医学院附属医院（以下简称南医附院）的神经科主任，也是这个项目的负责人。”说着，他从人群中拉过来一个女人，“这是我的学生，温文，刚刚从国外回来，现在主攻临床麻醉。”
叫温文的女人留着干净利落的短发，三十岁上下，小巧坚挺的鼻子上头，一双大眼睛却犹如惊兔般透漏着寒气。我们四目相对，半晌我才意识到了自己的冒失，赶紧先把手伸了出去。
“你好，很高兴认识你。”
温文面无表情地看着我，冷冷地回了一句你好，便转身走向会议桌前整理起了文件。
我挂在半空中的右手略显尴尬，连忙侧过身跟符主任聊起了天。而站在我跟前的蒙恩看着我的窘况，竟哈哈大笑起来。他俯身凑到我的耳边，细声说道。
“这女人，可是块硬骨头哟。”
经过短暂会谈，我才了解到这是一支潜心钻研造梦机的科学团队。
这个项目背后由政府秘密出资，在八年前就开始投放，于国内设立了两个试点，另一个城市的团队作为战略后方负责开发和计算，而南山市的团队负责调试和实验。
这里有神经科主任，法学教授，麻醉师，架构师等一共八人。他们各司其职，从一开始的初学乍练直至今日驾轻就熟，研究对象已然超过百人。
如今他们陷入了瓶颈，针对精神异常的高危人群始终找不到稳固梦境的算法，所以才差遣蒙恩找到我，希望我能从心理学的角度去剖析进入他们大脑的方案并且施以平衡。
符主任一直看着我，浑浊的双月却能投射出浩瀚星辰，“陈医生，这八年我们励精图治，攻克了精神领域的不少难题，而且在外科手术和防治犯罪上面也取得了很大的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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